Beijing Women's Federation

来源：妇女研究所

主旨发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政府及相关部门整合资源，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对孕妇、困境儿童、残疾人等群体制定出台保护措施，积极推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中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国家卫健委出台文件，保障疑似和确诊孕产妇的救治、安全分娩和新生儿安全，将感染儿童的诊疗纳入诊疗方案。民政部强化疫情期间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护。教育部坚持停课不停学，将教师线上指导与学生居家自主学习相结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及时出台《儿童口罩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全国妇联积极倡议广大妇女担当社会责任，守住家庭防线，推送468期家庭教育微课。国家医保局及时调整疫情期间医疗保障政策，解除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后顾之忧。人社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等在就业创业和复工复产中加大对女性支持力度，规范企业裁员行为；倡导企业安排职工远程和居家办公，为照护未成年子女提供保障。

    抗击新冠疫情使我们得到以下经验和启示：一是做好突发事件中妇女儿童保护，既要把妇女儿童的保护放在疫情防控的整体布局中统筹安排，又要在精准救助和服务中照顾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的特殊需求。二是广大妇女儿童不仅是被保护的对象，更是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力量。三是抗疫中的妇女儿童保护需要有科学化、专业化的引领。

    目前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正在编制的2021-2030年中国妇女和儿童发展纲要，特别强调了突发公共事件要优先考虑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的需求和利益，保障女性参与，提高妇女儿童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从抗疫实践中总结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坚韧顽强、不可阻挡走向复兴的重要力量，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长效“密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国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得到进一步锤炼。

    女性在抗疫中和全国人民一道坚韧奉献、团结协作，在救治和防控两个战场，构筑起同心战疫坚固防线，彰显了在抵御突发灾难和推动人类发展进步中的伟大巾帼力量，用激情和生命诠释了新时代女性“四自”精神的时代内涵，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尊重，是新时代女性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诠释和实践，是伟大抗疫精神的共同缔造者。我们要带着使命、责任、感情学习伟大抗疫精神，把抗疫精神转化团结带领广大妇女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妇女的成效。要进一步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提供保障。要尊重妇女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维护妇女的价值和尊严，鼓励妇女立足岗位实现出彩人生。要坚持以人文本的理念，关注妇女民生，帮助妇女摆脱疫情影响。要推进先进性别文化建设，让男女平等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作为全国妇联主管的5A级基金会，也是公益慈善行业中唯一以性别为特征的全国性基金会，成立32年来始终坚持促进妇女和妇女事业发展，在参与灾害救援方面，始终坚持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以满足灾害中妇女及其家庭的特殊需求为导向，努力实现精准救灾、有效救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妇基会紧紧围绕抗疫一线需求和全国妇联工作重点，围绕紧急救助、一线医护人员及其家庭关爱、女医护人员关爱、困境家庭援助、抗疫英雄慰问、助力复工复产、国际人道援助等方面开展了抗疫行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其中反映出女性公益组织抗疫行动的特点包括：（1）女性公益项目及时回应抗疫过程中妇女和家庭需求，做到精准设计、精准实施和精准落实。（2）将抗疫帮扶与消费扶贫创新结合，通过公益项目有效链接，为受疫情影响女性和家庭提供深度帮扶。（3）凭借多年打造的开放融合的协作平台，依托各级妇联组织体系，协同政府部门、基层社区力量，带动广大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形成覆盖广泛、坚实有力的执行网络。（4）及时公开，多渠道传播女性公益慈善正能量。

    妇基会与广大妇女和女性公益慈善组织一起携手，在努力打好防疫阻击战和发展主动战的过程中，也总结出几点经验和思考：第一，机构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是有效开展女性公益帮扶的基础。凭借专业规范的管理体制、良好的社会公信力以及以往的救灾实践经验，妇基会各个环节得以有条不紊，各方协作有序开展。第二，后疫情时代下需要着重挖掘女性潜力，促进女性发展。要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女性和家庭给予持续关注，要引导广大女性主动适应疫情常态化下衍生出的新领域新业态，通过公益项目实施为女性营造更加平等友好的发展环境。第三，要进一步完善公益慈善救灾协作机制，为政府应急救援提供有益补充。

    通过宋主任、姜所长、张秘书长的分享，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立体的画面，即女性参与这次疫情的防控是一个立体的过程。首先，我们从党和政府这个角度来看，在国务院的联防联控机制中，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有关成员单位的一些政策措施和行动是非常重要且带有主导性的。其次，我们看到了妇基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是怎样在慈善的领域发挥作用的。最后，我们注意到广大女性的贡献。作为女性，一方面有自己的岗位工作，另外恐怕也要承受疫情带来的心理压力，同时还有照顾家人的职责，确实很不容易，没有女性的贡献，我们很难设想这次的疫情防控能够取得如此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上下都在其中发挥很重要作用的行动，才最终取得比较成功的疫情防控效果。这三个方面也有各自的优势。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来讲，它是起全局的整合作用。公益组织的特点是可以快速响应，它的快速响应往往能够弥补政府行动当中的一些不足。广大妇女包括女童从我做起，把自己的阵地守好。

    此外，从妇女的角度来看疫情防控，很好地体现了“社会保护”的理念。在任何重大的社会变化或社会变迁包括突发的公共事件面前，我们需要意识到，有一些群体更容易遭受不利的影响，我们需要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提供一些特别的关注和保护。妇女儿童本身是有特殊性的，虽然我们一方面承认其主体性、能动性，但是我们也需要为其提供一些特别的、特殊的保护。以上发言都体现了这样的角度，既有性别视角，也有年龄视角，还有身体视角。从国家、党和政府这个层面，到公益组织，再到普通的公众，都有这个意识，才使得这次的疫情没有造成更多的伤害性的后果，而且能够比较快地恢复。

    我们在这个节点上来做总结，是希望这些总结能够有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应对类似的情况，在我们应对灾害之类的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能不能把我们一些做法上升到更加自觉、理性的程度。我从两点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们更多地把它定位成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所以我们对于医学的角度很关注。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也是一种“灾害”，影响就超出了治病、预防感染等方面。它会连带产生一系列社会影响，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进行关注，比如造成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的改变，甚至出现了一些危机。如果对这个部分我们的关注更多，可能我们在应对的时候，措施的整体性、系统性就会更加充分。我们的联防联控机制、指挥部构成，如果有社会角度的，比如说社会学、社会工作的角度，可能使得我们从政策开始的响应，包括民政、妇联等涉及社会服务的部门就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二，我们在这种应急状态下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是突发性地构建的体系。如果这套体系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甚至是制度化的存在，当面临一些突发事件时，效果就会更好，否则可能中间就会存在衔接不足等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妇基会，做了很好的工作，也发挥了作为国字头的公募基金会的优势，但是可能在跟其他的一些社会组织的联系上，似乎还有可以改进之处。而如果平时这些连接我们做得很好、很强，战时的运作就会更加顺畅、有效。所以我觉得，在党和政府主导下，我们的公益组织、广大妇女形成一种合力，这样一个机制的构建应该要常态化和制度化，一旦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形，我们就能更加有力地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女医护人员高效充分持续地履行职业功能，很好地诠释和展示了社会赋予“女医护人员”这一职业角色的责任与义务，却将家庭赋予女医护人员的“女儿、丈夫、母亲”这一家庭角色的责任与义务降至低位。职业功能的履行对职业角色的实现需要制度认同，这方面的制度认同已经部分加以实现。职业功能的履行对家庭角色的损失同样需要制度认同，这方面的制度认同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务院和各部委所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在关于女医护人员职业功能的制度认同中，主要表现为促进更好履行职业功能的“工作条件”、“身心健康”、“有关保障”、“烈士褒扬”，有关女医护人员家庭功能损失的制度认同仅为“一线医务人员老年亲属关爱服务”。

    女性权益总是随着重大历史事件而发展进步，对女性职业功能的制度认同是社会政策的重要基础，女性职业功能的制度认同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进步。提升女性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认同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逐步树立女性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认同的价值理念，提升女性履行职业角色及其职业功能的机会、过程与结果公平；其次，完善女性履行特定的家庭角色及其功能的制度认同，如生育保险制度以及婚假、产假制度；再次，实施女性履行社会责任角色及其功能的制度认同，尤其是非取酬家务的制度认同，非取酬家务的许多内容实质上是女性在履行社会责任，应该得到制度认同。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吴惠芳教授从行动者视角讨论了“新冠疫情下的农村妇女与妇女组织”问题。她指出，疫情期间关于女性的社会认知核心是女性医护人员，女性媒体则关注抗疫一线各种类型的女性工作者及其多重身份问题、需要帮助的妇女群体，农村妇女、尤其是贫困妇女和妇女组织被忽视了。她从四个案例入手，呈现了农村妇女和妇女组织在疫情期间的角色与作用。妇女反贫困行动培育的农村妇女组织，在疫情期间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抗疫政策，实现了柔性防疫抗疫。农村妇女积极组织开展线上直播卖货、物流配货等农产品电商行动，有效地缓解了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基层妇联组织在疫情期间发挥信息枢纽和组织动员作用，推动乡村生态农产品销售，建立新型城乡联结机制。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妇女和妇女组织的作用，她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加强农村妇女组织建设，提高农村妇女组织化程度；加强基层妇联组织改革，充分发挥其在推动新型城乡关系建设中的作用；以赋权增能转变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观念，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和主体性认知；继续拓展与深化农业与农村政策的性别主流化工作，为妇女提供更好的社会化服务。

    家庭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微观实现。家庭现代化理论以西方社会转型为蓝本，构建起一套家庭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线性转型模式。中国农村家庭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诸多与经典理论相悖的现象，如直系家庭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现实经验显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家庭小型化与核心化变迁趋势，近年来一度放缓，甚至出现相反的走向。这一现象可放在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实践中理解。性别分工是推动家庭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农村“半工半耕”家庭经营模式，构成中国城镇化顺利推进的微观基础。中国农村家庭秩序演变以城乡关系变动为基础。在新型城乡关系下，性别分工呈现显著的代际差别。其中，父辈群体是夫妻分工主导了性别分工，子辈群体逐渐走向性别分工主导夫妻分工。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夫妻分工与性别分工呈现不同的定义方式。决定性别分工的根本因素是家庭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新型城镇化推动农民家庭从传统的“过日子”逻辑走向“生活”逻辑。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学习，其实我不能做点评。三位都是社会学家，我的教育背景是经济学。我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个人体会。

首先总体来看，非常有特色的一点，是三位发言人的性别观念明显不同，从听众的留言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从学术研讨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不同观念和思想的碰撞更能够帮助我们探求真相、认识真理。

    丁老师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经济学分析中也关注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家务及照料劳动及其平衡。比如，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职业的性别隔离；无酬劳动以及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等。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无偿劳动及其量化。与丁老师所说的，如何让女性的家庭职业功能获得制度认同，本质上是同样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把以女性为主的、人们通常看不见的无酬劳动，让人们看得见。有一个数据和大家分享，当只涵盖市场化劳动的GDP增长率是10%时，如果把量化出来的无酬劳动加上，总体GDP增长率会达到23%。可见，被社会、家庭忽视的无酬劳动，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丁老师的发言给我的启发，就是把这一部分无酬劳动通过量化方法计算出来，让人们看见之后，再进一步，我们应该研究如何实现制度认同，即制定什么样的公共政策能够使得女性的这一部分对社会、对家庭的贡献能够得到认同。此外，丁老师提到照料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照料问题研究，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问题。

    吴老师的发言信息非常丰富，我学到很多。四个典型案例充分展示了农村妇女在扶贫、农产品电商、农村妇女赋权中的参与以及基层妇联在这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巢状市场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案例。行动者视角的分析非常接地气。所提出的建议，提高妇女组织化程度、赋权增能等，都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桂老师的发言，看到题目时就非常期待，但非常遗憾，由于网络问题听不太清楚。我觉得新型城乡关系当中，家庭秩序也好，性别分析也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刚才张李玺老师在点评中说的几点我也很感兴趣。另外，桂老师提出的夫妻共同生活的价值在哪里，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非常深刻的问题。最近我也关注浙江的“两头婚”的现象，也在思考夫妻共同生活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也涉及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无论是在学科或者科学层面，还是在哲学甚至宗教层面去思考，因为它关乎长期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