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jing Women's Federation

来源：妇女研究所

      疫情导致劳动力迁移的流动性危机。以家政服务行业为代表的流动性生计受到疫情的冲击极为明显。疫情之下，如何将家政女工的流动组织起来，使家政女工的流动安全化，从而建立雇主对家政女工的安全信任，对于家政服务行业的复工复产极为关键。基于对疫情期间北京地区月嫂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疫情对月嫂的生计影响是普遍性的，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黄单，但是月嫂的生计状况存在一定的群体内部差异，即离京月嫂/一直在京月嫂、疫情高风险地区月嫂/疫情低风险地区月嫂之间的差异明显。月嫂的生计状况差异反映了家政服务市场对月嫂流动安全的风险感知。为向市场提供“安心月嫂”，月嫂的流动被重新组织起来，主要体现为上户前的隔离和“别乱跑”、上户下户的无缝衔接、下户后的流动限制和被“圈起来”的生活。总体上，家政服务行业产业链为疫情之下月嫂的安全流动和生计恢复提供了直接支持，但月嫂对产业链的依赖程度增强，自主性下降；月嫂的流动及其日常生活以劳动安全性为中心被重新组织，生活成为生产的附庸。

      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也不例外。疫情发生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号召下，各部门都积极应对并做出响应，以降低新冠疫情对国家经济衰退和社会秩序失衡产生的影响。扶贫车间，作为国家主导下资本从城市转移到乡村的新乡土工业，在政府、企业、女工的三重行动逻辑下率先通过复工复产为乡村人口就地就近就业提供机会，无论是对国家经济恢复还是农户生计维持都做出了贡献。但是受到新冠疫情和全球价值链影响的扶贫车间仍然不可避免陷入了“订单减少-收入减少-工人减少-生产线减少-产量降低”的发展困境。为了化解危机和降低风险，扶贫车间倒逼形成了“减少工人数量-减少工人工资-减少生产成本-开拓新市场”的加减体制，而且呈现出了风险分配在性别、身份、工种等方面的交互差异，车间女工在分工的差序逻辑作用下承担了资本下乡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女性角色期待的不断强化，成为风险转移的最佳选择对象和最终承担者。疫情带来的风险是平等的，但风险分配却是不平等的，甚至显现了那些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扶贫车间女工的权益亟需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本研究基于对5个电商村、34名农村青年电商妇女的田野调查，利用朗维妇女赋权框架，探讨农村青年妇女通过电商经营实现赋权的状况与困境，并提出相关建议。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在工作场所、时间制度、技术门槛以及体力上的非限制性，为农村青年妇女掌握电商知识与店铺经营权等资源提供了可能。妇女们开辟出一条与传统生计方式截然不同的谋生之路。农村青年妇女凭借互联网知识和技术，进入互联网市场进行资本积累，实现了以知识和资本为筹码与符号的新自我赋权：她们的商业意识开始觉醒并且逐渐成熟起来，与男性参与权出现平等化趋势，对于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也发生了重构。然而，随着电商资本初期积累的完成和经营规模的持续性扩张以及妇女生育等问题的限制，农村青年妇女的新赋权逐渐被异化，她们在运营农村电商时再次被限定在传统的两性分工的框架之内，同时在农村“从夫居”的传统制度之下，农村青年妇女从事电商运营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生产资料等均嵌于丈夫所在的家庭以及村庄之内，难以真正平等拥有农村电商经营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同时变相加深了对男性的依附程度。数字化时代中新自我赋权和赋权异化的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农村青年妇女的赋权图景。研究建议，相关部门在电商治理以及干预活动中，可有意识将农村青年妇女纳入资金、车间、仓库、工作间等作为公共物品供给的目标群体，为其电商事业发展提供外部助力。此外，可以提供针对电商青年妇女的线上培训课程和指导，使其在家庭场所内掌握电商运营规范以及产品更新、市场营销等现代电商运营知识，从而满足妇女的战略性性别需求。

      本研究试图从流变学理论视角解释基层妇联的组织特性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通过Q县的案例研究发现，激励机制的建构可以促使基层妇联在就业和心理辅导等方面帮助留守妇女，激励程度越高其对留守妇女的帮扶工作的资源投入也会越高，当基层妇联的留守妇女帮扶工作转化为其工作内核时激励机制的效果会衰减。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针对农产品销售困境，Q县妇联主动构建农产品城乡对接直通车，该机制的形成源于基层妇联的长期网络化建构，因而能在最短时间发挥作用。Q县妇联在城乡农产品对接中的枢纽型作用随疫情变化而变化，疫情越严重，作用越明显。在疫情期间，Q县妇联的工作重心在常态化工作基础上转向应急性公共服务供给、临时性社会救助帮扶和辅助性就业支持，是基层妇联的粘弹性结构关系的有效表达。基本结论是：从组织流变视角来看，基层妇联组织具有粘性与弹性特性，该特性有利于基层妇联组织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中进行动态性调适；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提升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现有关于灾害的性别研究一方面从性别脆弱性的视角出发，关注性别不平等在灾害中以及灾后恢复中的延续和再生产，强调女性在灾后健康和经济恢复中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另一方面在承认女性脆弱性的基础上，也开始关注女性在灾害恢复中的作用和力量，发现女性运用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建设在灾后恢复和重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由此说明女性在灾害中的坚韧性（resilience）。本研究基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和挪威Fafo研究所于2009年在汶川地震灾区开展的大规模灾区居民问卷调查所得数据，集中考察了灾后恢复过程中女性的“脆弱”与“力量”。调查数据显示：地震灾害发生一年后，女性在身体与心理健康、经济收入、劳动就业机会及生活满意度上与男性相比均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即使在制度化社会参与（如参与公益性社区活动）等“社会资本”构建的活动中，女性也没有体现出任何优势，反而表现出网络资源不足和制度化社会参与水平较低的“脆弱性”特征。但当我们转而分析日常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社会参与”活动时，则发现女性在为他人提供非正式的经济帮助和精神支持方面明显比男性更为积极，体现出女性在灾后恢复中发挥着重要的“力量”。研究认为，灾害情境中女性的脆弱性和坚韧性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应积极为女性赋能、赋权，以保证女性充分发挥自身力量，参与灾后恢复重建。

      通过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进行深入访谈发现，疫情期间家务、照料和教育的工作量增加，主要是做饭、陪伴、教育和情感支持，女性受访者觉察到，男性在家不忙工作时并没有投入家务工作，家人也较少对男性提出要求。家庭通常延续平常的分工，且男性更容易从家务陪伴任务中抽身，不受干扰地娱乐休闲、学习或工作，女性则更多以家人需求为优先，且家人更倾向认为女性的工作不重要，或不是真的在工作。女性更深地体察到家务工作的多样性和无休止的特点。疫情居家的情景让女性更直观细微地觉察到家务分工的不平等。女性诉求改变分工的意愿很普遍，但只有小部分家庭能实行改变，且改变需要女性持续的监督和坚持。疫情危机下，家庭调适力强的家庭主要表现为延伸家庭的支持，经济收入多样化，成员协商的意愿与能力。韧性社区则表现为适当的活动空间和自然环境、邻里互助、社工志愿者支持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孤独症儿童无法前往线下机构进行康复训练，引发了孩子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风险，也导致家庭内部冲突增多，特别是母亲的心理压力急剧上升，亟需社会援助与支持。为此本研究及时开展线上社工干预，运用影像发声法从微观个人、中观人际、宏观社会三个层次为孤独症儿童母亲开展增能服务，帮助她们缓解焦虑情绪，建立互助网络，最终走出困境。

      在社工干预的基础上，本研究从定量与定性两方面开展综合效果评估。使用《赋权增能量表》进行前测与后测，发现孤独症儿童母亲的整体增能水平有显著提升，增能的3个维度（个人层次、人际层次、社会层次）均有明显提升，增能的7个向度（自我效能、自我决策、影响力、接触资源、赋予能力、社区参与、自我拥护）均有不同程度提升。通过访谈发现，孤独症儿童母亲由原先的焦虑对待生活、家庭沟通单一、主体意识缺乏，转向之后的乐观面对困难、家庭互动增强、主动表达诉求，社工干预促进了家庭内部与母亲之间的相互支持，线上服务发掘出优秀的母亲领袖，推动了孤独症儿童母亲之间支持网络的形成。

      基于干预结果，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孤独症儿童母亲的困境与韧性、疫情期间社工干预的重点与难点、影像发声法对弱势女性增能干预的适用性与有效性，反思了线上干预的优势与不足、孤独症家庭服务和政策的特殊性与持续性。

      2020年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脑瘫儿童家庭造成了严峻的冲击，使得脑瘫儿童家庭亟需相关干预以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我们通过对特殊儿童家庭亲子关系相关研究的回顾，明确了特殊儿童家庭面临的困境，并在家庭系统理论和家庭抗逆力理论的指导下，构建了脑瘫儿童家庭亲子关系的干预模型，针对家庭信念体系，家庭组织模式和家庭沟通过程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干预设计和服务。

      疫情期间，我们服务了50个湖北省内的脑瘫儿童家庭，以线上康复课程和家长课堂的方式引导家庭成员积极应对疫情，合理分工，增强与社会外部的联结，改善亲子沟通。经过干预，我们发现脑瘫儿童家庭增强了积极信念，提升了应对疫情的信心；家庭内部分工更为明确，与外部资源的联系更为紧密；家庭沟通状况明显改善。总体而言，此次干预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帮助家庭更好地应对了疫情带来的威胁。

      通过疫情期间的服务实践，我们认为需要帮助脑瘫儿童家庭构建支持性关系，提供系统性帮助。在线干预可以克服空间距离，适应脑瘫儿童家庭真实环境，因此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我们可以继续将远程服务和线下集中开展的康复服务结合，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有效地帮助脑瘫儿童家庭应对突发事件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