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jing Women's Federation

来源：妇女研究所

      女性是近代传染病知识传播的重要受众。得益于近代中国对传染病防治的日益重视和“家庭”在传染病防治中的特殊地位，妇女报刊和以教科书为基础的学校教育将较为系统前沿的传染病知识传播给女性。同时，通俗实用的传染病知识也经由民众教育向普通城乡妇女传播。在近代传染病知识向女性传播的过程中，性别化传播始终存在。传统性别分工成为向女性传播传染病知识的重要依据，性别化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统性别分工。但在女性普遍缺乏医学启蒙的近代中国，这种传播客观上令女性获得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知识。更何况近代公共卫生知识传播的策略中，本就非常强调“家庭”的价值。在无法改变家庭中传统性别分工的情况下，近代传染病知识传播的“性别化”，有“家庭化”的客观需求，是进一步“社会化”的基础。近代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时代背景下，在继续强调学校教育在公共卫生意识培养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家庭领域实践传染病预防和看护的必要性，这可以弥补当下学校卫生教育普遍缺乏实操的劣势。当然，在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依然潜行的现状下，仍要警惕传染病知识传播的性别化趋向。围绕家庭的卫生知识传播不能成为固化女性传统社会分工的“同谋”。

      新中国成立后，重视妇幼卫生，大力推行学自苏联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无痛分娩法的原理认为分娩疼痛是人类世代形成的错误条件反射，而要消除之就需依靠产前教育和解痛动作打破旧的条件反射，建立新的分娩不痛的条件反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院在试验无痛分娩法后宣布成功，成为全国标杆，卫生部也通令全国推行。上海成立由卫生行政官员和妇产医学专家组成的无痛分娩法推行委员会。除基本的业务指导，宣传教育是推行委员会重点开展的工作，不仅面向产妇，更面向大众。纵观无痛分娩法在上海的过程：高潮-平淡-低谷-重振-平淡-走向农村-政治性遗忘-技术性回炉，可以判断出，无痛分娩法的效果虽有一定作用，但不明显且存在问题。那为什么国家要推行呢？对医学界，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改善医务人员思想与工作态度。对妇女，推动妇女保健，宣传妇女解放。但这项医学运动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既有技术本身原因，也有对苏联模式的质疑与反思，以及在医学界的政治目的已经实现，无论是医学界还是妇女都在国家的领导下致力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

      自从现代国家诞生，作为国家构成基础之国民的生育纳入国家治理的视域。改造中国的旧式生育模式成为中国追求现代性的一部分。国家成立卫生行政，妇幼卫生成为国家工作的一部分。以消毒为核心的现代（西式）生育技术、助产士职业、医院与妇幼卫生保健系统是承载现代生育技术治理的部分。近代以来，改革者不断进行各种试验与尝试以推动现代生育技术与观念进入广大农村地区，如杨崇瑞的清河实验、陈志潜的定县试验。推广的过程，是西方生育技术、生育理念、生育的组织系统与中国传统生育观念和乡土生活秩序不断进行磋商协调的过程。旧产婆改造、现代助产士进家接生、农村卫生员的培育都是西式现代性向中式传统秩序妥协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继续推进生育的现代性治理作为国家与社会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那么，中共与其他改革者的方式有何异同？中共治理的独特性在哪里？

      课题组细细爬梳了20世纪50年代陕西农村推进生育现代治理的过程，我们认为中共独特的治理体系使现代生育技术与组织系统得以在广大中国农村得以推广，并初步实现生育的现代性治理。中共的治理体系包括：一套自上而下的科层治理结构（垂直的卫生行政+医疗技术系统）+群众组织（妇幼卫生特别关联的是妇联）。在科层制里，还有工作队这种超越科层制进行资源与人员配置与统合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模式。在这套体系中，党的集中领导可以协调与动员科层制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运动式治理阶段，以推动中心工作的方式集合财力物力发挥合力。在旧产婆改造与宣传新法接生时，妇联在动员、组织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推动新法接生的过程中，依托卫生行政的组织力量与技术力量，借助这种运动式治理模式得以以点到面地迅速推开。并在运动式推开的过程中，高效建立组织系统以承接运动中被动员与训练出来的人员。乡一级的接生站（1958年后的产院）就是这一类特殊的组织形式。它的性质是基层助产人员的行业自组织，接生站的建立意味着从事接生的助产人员的现代性和专业化，既有技术上的专业性以及意识上的现代性（现代卫生知识、国家意识等），同时因其半职业化而保持着群众性，即这批助产人士不能脱离传统乡村社会，是乡村社会的人。说其半职业化，因为新型助产人士（不管是改造过的旧产婆还是新培训的接生员）是要收费的，已然不同于传统乡村里接生的“老娘婆“是嵌入在乡村伦理秩序里的互助行为与礼物经济的性质。接生站是是国家与社会、现代医疗秩序与传统生产/生活秩序的某个接面。国家通过乡级保健站对其进行技术指导、业务与人员管理，接生站同时承担人口统计、种痘等国家行政职能与公共卫生职能。接生站虽仍是属地管理模式，但是已打破了传统的生活秩序，接生员有时需要驻站，有时需要跨地从事接生工作。管理上最大困难是费用的问题：现代新法接生需要医疗敷料，有费用支出；如何计价接生员的劳动价值；跨村接生时费用如何结算；小农生计模式下的产妇家现金的匮乏。初步解决计费上的困难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农业高级社里卫生保健站的建立，接生员下沉到农业社一级，在集体经济中以工分的形式解决了劳动交换的问题。

      进入历史内在脉络的历史推演，让我们意识到：国家对农村妇幼卫生工作的推进，特别是接生站的建立与演变，实则是60年代农村基层合作医疗卫生体系的历史前身。从生育的现代性治理这个视角出发，当分析乡村对于现代生育的阻抗时，文化研究路径会过度聚焦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比如以乡村生育文化与现代生育观念之间冲突来解释产妇拒绝接受新接生员的助产，接生员拒绝接生站的管理等。当我们进入中共在陕西农村的现代治理的内在肌理里，我们发现很多阻抗来自于现代性治理体系内部，包括中共治理体系内部科层制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既有合作又有张力的辩证动态关系；更重要的是农村生计模式、农村生活秩序与现代生育组织方式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意识到要以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路径、宏观结构研究与微观史实研究综合的视野来处理中共在20世纪50年代展开的生育的现代性治理的历史与实践。

      疫情期间，新冠疫情所引发的治理负荷其实不是一个常量，它往往会伴随着疾病的扩张和收缩，它是一个变量。新冠肺炎治疗需专用性资产，疫情的快速扩张导致医院治理负荷加大。随着疫情发展，武汉封城之初遇上医疗挤兑，“居家隔离”政策随之推出。“居家隔离”政策下家庭功能与社区职责的扩张。家庭伦理是家庭成员能够接纳病人的关键与前提。“居家隔离”政策的实施是需要社区进行隔离中家庭的服务，以及充裕的资源对已经不同的病人进行分诊。恰恰是因为社区职责的扩张与其治理资源的不匹配，使得社区无法有效实现对病人的筛选、分类与安置，使得家庭内部的承受力崩溃；家庭伦理（对家人负责）伴随着家庭内部感染的增加，使得居家政策的负面性放大。1月23日到2月2日，武汉市报告确诊病例增加了10倍。在治理治理负荷增加的背景下，医院的组织边界扩张及家庭功能的收缩：2月2日，“居家隔离”变为“集中隔离”，家庭的治疗与防控功能剥离；一批宾馆、党校等改造为隔离点，成为医院的组织扩张（单一功能的扩张——以隔离为主，缺乏基本的治疗）；2月5日，着手方舱的建设，并逐步投入使用（方舱具有一定的治疗功能）。同时，伴随着治理负荷增加，党员开始下沉，社区组织的扩张。党员下沉使得社区组织得以再造，其本质是寓科层于社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