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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的发现”，就没有“女性的发现”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亡国亡种的危机，面对危机的局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进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的性质，于是一批觉悟的知识分子为了彻底改变中国，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轰轰烈烈的旷日持久的新文化运动，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分作前后两期，以“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为分界线，前期为启蒙运动，后期为更为复杂的启蒙与政治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西方的科学、民主为旗帜，以西方的自由、平等为思想，展开一场对旧的文化思想的彻底否定与批判，对新的文化思想的急切渴望与传播。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人的发现”的运动，以妇女解放为先进思想的“女性的发现”是以“人的发现”这个根本思想为指导的，没有“人的发现”，就没有“女性的发现”，没有对封建制度、思想、礼教的否定与批判，就没有对束缚妇女思想的封建纲常礼教的批判，就没有妇女解放。

　　“新女性”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思潮而产生的。

　　“新女性”之产生，实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实与《新青年》有关，实与易卜生的《娜拉》有关，实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蔡元培等男性启蒙家有关。假如没有男性启蒙家的呐喊与呼号，“新女性”的产生不知要迟多少年，正是新文化运动催生了“新女性”。

　　在“新女性”的产生过程中，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的《新青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青年》在1915年第1卷第1号就刊登了陈独秀翻译的题为《妇女观》的译文，文章用欣赏的目光观看妇女。其后，陈独秀又发表了《欧洲女七杰》，证明女子一点不比男子差，一样可以有成就，他以此七位女子为中国女子的榜样。在1915年9月至1917年7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十篇有关妇女解放和妇女问题的文章，高素素的《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涉及了女性的所有问题――教育、职业、恋爱、贞操。

　　随着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深入，随着胡适的回国与加入，1918年掀起了妇女问题的大讨论，许多杂志专门辟出“妇女专号”讨论妇女问题。

　　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号组织了纪念“易卜生”的特集号，专门讨论妇女怎样解放。开头的论文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易卜生传》、《娜拉》剧本。男性启蒙家们首先肯定妇女要走出封建家庭和家族，由奴隶、从属者而为具有独自人格、有自我的人。

　　胡适在《美国的妇人》一文中指出：“我（妇女）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男女都是人类，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从而提出了“超于良妻贤母”的教育主张。

　　认为女子是与男子一样独立的人，这一主张超越了戊戌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观，正是因为有如此彻底解放妇女的为妇女解放的观点，所以才会有真正的“新女性”。对于女性，这就是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化运动之所在。

　　再加之鲁迅、周作人、蔡元培等启蒙家的共同呼唤，造成一种声势，形成一股思潮。除了妇女也是人的思想外，对有关妇女问题诸如贞操问题、教育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问题的批判、提倡与讨论，形成一种完全新型的妇女观，为“新女性”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指导。胡适的剧本《终身大事》提倡恋爱、婚姻、离婚自由，鲁迅的小说《伤逝》呼喊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并预言：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

　　爱国女子不能后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女性开始关注并参与政治活动。

　　“五四”这一天，女高师的女生们及其他女校的女生们并不知晓发生在大墙之外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她们长年被封闭在学校的高墙内，平时绝不准外出，也不准外头的人进入看望，周末回家必须家长接送，一手交牌一手交人，管理得十分苛刻。因此，“五四”这一天，女高师的女生并没有上街。

　　女高师的学生们是在第二天，当她们的老师陈中凡来上课时告诉了她们这一消息的。听到这一消息后，激动的女生们冲出来到步军统领衙门，吵着要与男学生一同坐牢。第三天，她们合计着罢课。这期间由北大的学生领袖许德珩来串联她们。第四天，以女高师为首的北京各女校成立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十几所女校代表在杨玉涛家里开会，推举陶玄为会长，通过并发出向全国女界的通告书，呼吁全国女界要振奋精神起而响应，爱国不分男女，爱国女子不能后人。从这之后，北京女高师和全国各女校的女生们积极行动起来，随时响应全国学联的号召。

　　在整个五六月间，全国各地的女校都动员了起来。天津女界在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张若名等学生领袖的号召下，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6月5日，为声援北京被捕学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联合直隶第一女师和中西女校女生到省公署请愿，要求释放北京被捕学生，不得干涉学生爱国活动。在上海，有24所女校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

　　冲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冲出森严的校门给她们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解放的喜悦。自从5月4日以后，她们不再害怕强权，面对学校种种不人道的管理，她们敢于与学监拍案论理。不久以后，学校的那些严苛的陈规陋俗就被废除了，她们可以自由地出入学校，校外的朋友也可以自由地进入学校。

　　借着“五四”的春风，她们争得和实现了社交的自由。

　　新纪元的到来

　　男女交往自由后，紧接着的是恋爱的自由。

　　1920年，女高师的学生们变得异常活跃，为争取恋爱自由，她们集体创作了五幕话剧《孔雀东南飞》。从此恋爱自由在女学生中传播开来，此后她们退掉了父母包办的婚姻，自己为自己选择爱人。有的选择了自己的老师，如程俊英、许广平等，有的选择了自己的同学，如庐隐、石评梅等。

　　大学解除女禁。1919年5月4日，蔡元培先生在《晨报》发表《男女交际问题杂感》一文，呼吁：“改良男女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地方是学校了。”之后，身处西北僻壤，但思想进步的新女性邓春兰上蔡校长书：《邓春兰吁请大学解除女禁》，一时大学解除女禁成为各大报纸讨论的热点。1920年2月，北大教务长陶梦和先生准许王兰女士入校旁听，于是中国大学女禁之打破，首创于蔡校长，讨论于胡适博士，促成于陶梦和先生。于是这一年有9位女生在北大旁听，从此，北大有了女生。到1922年，全国有28所大专院校招收女生，她们被教育成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大学开女禁，蔡元培急电身在美国的陈衡哲，让她速回中国，到北大任教授，从此大学有了女教授。

　　1920年妇女参政运动活跃，妇女参政组织增多，在湖南、浙江、广东有了女议员。新女性的产生，要求社会为女性增加就业的机会与范围。

　　“五四”之后，女子着装风气改变，剪发成为时尚。四川女子秦德君、钟复光、喻孝权等剪发。但四川军阀刘存厚看不惯，她们只能逃往上海或北京。

　　那个时代的“逆女”

　　“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产生了一批新女性作家，她们是陈衡哲、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冰心、凌叔华、丁玲等，她们用她们的笔表现新女性的冲决与痛苦。

　　杨步伟，第一个第一次在中国开节育门诊，第一次开生理解剖课。

　　“五四”新女性，有像冯沅君、凌叔华笔下的彷徨者；有庐隐笔下的苦闷者；有成了教授的张若名、劳君展、苏雪林、冰心们；也有被枪杀的刘和珍、魏士毅和冯铿们；还有英勇就义的张挹兰、郭隆真、向警予们。她们类型不同，但同是要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女子权利、男女平等，实现社会进步的新女性们。她们或要逃出压迫女性生活的牢笼，自我解放；或要为妇女解放寻找道路，解放其他妇女；或要寻求中国的道路，解放所有人。她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都是听从“五四”的召唤觉醒的新女性。

　　说起“五四”新女性，我们首先要说这些新女性的榜样娜拉。娜拉是当时妇女解放的标准和所能达到的水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觉醒的新女性几乎走着与娜拉同样的道路：发现人、发现自我、反叛家庭、离家出走。

　　鲁迅先生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关心妇女解放的先知者，他从易卜生停止的地方思考新女性的问题。他是那些真正关心女性命运的少数人之一，他不仅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思想，他还指出了妇女出走后会怎样的问题。鲁迅先生的小说《伤逝》是他唯一的一篇有关爱情的小说，也是他用小说现身说法“五四”新女性出路的文字。他所塑造的新女性子君，像娜拉一样决绝地离家出走，子君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但到这里，鲁迅不再知道新女性继续下去该怎么走，所以他让子君死去，并提出娜拉出走后的两条路――回来或者堕落。鲁迅先生的问题是深刻的，也是局限的。深刻在于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为新女性创造一个生存的环境，社会并没有给妇女提供足够的职业位置。局限的是，他没有想到解放后的新女性群体会寻找自己的出路。

　　鲁迅身边的许广平女士，是一位勇敢的新女性，是她的勇气和鼓励，才使鲁迅冲破世俗的成见，他们结合了。结合后的许广平没有精进于自己的事业，她成了鲁迅的助手，为鲁迅牺牲了自己。但这只是许广平一种理性的选择，并不等于她精神的终结。事实是，鲁迅去世后，她开始了一个新女性先觉者的事业：“孤岛”时期，她进行着救亡的斗争；1946年她作为上海妇联主席领导了5万妇女游行，要求妇女参政；她还是“民进”的秘书长；新中国的妇联领导人。她的精神没有死。

　　刘和珍君们的干练坚决，为了国家与妇女生存环境而进行的百折不回的斗争，也说明新女性是有出路的。因为鲁迅先生的那一篇《记念刘和珍君》，我们都知道“五四”新女性刘和珍是多么的勇猛。刘和珍是典型的读《新青年》、《新潮》、《新女性》成长为新女性的女子，她是“五四”催生和成长的中国杰出女性之一。“五四”前的女学生是从来不敢与老师顶撞的，但刘和珍们却敢于反抗象征专制暴政的校长杨荫榆，敢于掀起“驱杨”风潮。杨开除了刘和珍等6人，这一事件惊动全国，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为女学生撑腰，鲁迅等教授支持刘和珍，杨校长领兵入校殴打学生，刘和珍们实行绝食，教育部勒令停办女师大，继之武力接管，数百名打手对付几十个女学生，并将刘和珍等用囚车带走。后女师大被迫解散，刘和珍们不屈，控告章士钊们。后来鲁迅等支持受难学生，另立女师大，女师大复校。在中国的历史上，谁见过这样勇敢的女性？但“五四”新女性就是这样勇猛。在“三?一八”事件中，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的刘和珍与杨德群，还有燕京大学的魏士毅等女生却被杀害了。鲁迅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新女性的道路被女性群体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同样是“五四”新文化精神养育的新女性冯铿，在刘和珍死后的又5年，与自己的爱人柔石一起在1931年2月7日凌晨，就义于上海龙华刑场。她是一个具有强烈独立精神的女性，她以秋瑾为榜样，把自己投身入社会事业当中。为了避免子君、许广平们的命运，她不要进入婚姻，不被生育所羁绊。她只是与相爱的人许峨同居，后来爱上同道柔石，与许峨分手，又与柔石同居。她一心只向着自己的社会革命，她把握着自己的命运，自主着自己的生活。她是创造了女性出路的另一类“五四”新女性形象。

　　与她有相似命运的是向警予。向警予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又一位有志向并勇敢的新女性，她不甘于在自己的家乡做一个小学校长，她说她要干一番大事业，于1919年12月25日同蔡畅、蔡和森、葛健豪一行来到法国巴黎，寻求救国之道。新女性向警予与志同道合的蔡和森结为“向蔡同盟”――一种自由开放的婚姻。两年后的1922年，她带着自己学到的马恩理论回到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在党的二大上，她成为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1924年她参与并领导了上海一万多名女工的大罢工，组织“妇女解放协会”，培养干部。1925年10月，她和蔡和森等受党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1927年3月回国。1927年，在白色恐怖下她到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被叛徒出卖被捕。在酷刑逼供面前大义凛然，赴刑场时，视死如归，1928年5月1日，她英勇就义，年仅32岁。同样命运的还有郭隆真。

　　新女性们并没有像鲁迅等启蒙者们担心的那样或回来或堕落，她们锐意进取，将自己融入时代的大潮中，融入社会革命的大熔炉中，刘清杨是这样，邓颖超是这样，杨刚、龚普生、韦君宜、丁玲是这样。她们为新女性寻找到了别样的革命道路。

　　当然“五四”时代的新女性并不都这样决绝，她们只是一些清越的绝响。也有像庐隐笔下的女性，勇敢又怯懦。像丁玲笔下的莎菲，只关心自己的爱情。还像茅盾笔下的女性，洒脱又陷落。

　　“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新女性是那个时代的“逆女”，是新的精神文化母体孕育的第一代女性。她们中的一些人，是那样的勇敢和锐志，有些方面是连我们这个时代的女子也无法比拟的。（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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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

　　■“五四‘新女性’是觉醒的第一代中国妇女。她们以知识为镜，反照几千年的被压迫被凌辱的苦难记忆，凭理性的微光，从社会，从家庭，从众多不同的和相同的性别中寻出‘自我’，并设法加以拯救，虽然难免依旧没入冷酷的敌意和深浓的黑暗之中”。

　　――林贤治，《娜拉：出走或归来》

　　■“‘五四’那个颠覆封建礼教秩序的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的诞生期。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养育了一代人，‘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大旗吸引着一批女儿勇敢地走出了家庭，背叛角色，争取自由。她们对以往社会性别规范的否定，与弑父的一代对封建政治、封建伦理乃至封建符号体系的否定基本一致，她们那离经叛道的行为和追求自由的勇气，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社会风气的一部分”。

　　――《浮出历史地表》

　　事件

　　■1919年5月7日，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率先发出了《告全国女界书》，号召全国女同胞“投袂而起，以济难关，群策群力，保全领土”，并激励女同胞“勿甘雌伏之讥，共奋雄飞之志”。其后，天津、上海、济南、湖南等省市的妇女爱国组织，纷纷致电政府或通电全国，表达两万万妇女“誓与青岛共存亡”的决心。

　　■“五四”时期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燃遍祖国大地。许多女学生发动抵制日货的游行。女教师张惠贞还当场破指血书：“凭良心提倡国货，洒血诚苦告同胞”。上海女生组成劝告团，动员几十家商行不进日货。各地的女学生还纷纷解囊筹资，或自己制作国货出售，或开办爱国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