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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距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但一些预备返乡的家政人员已经开始向雇主请辞回家过年，家政市场上保姆缺口年终更大。记者了解到，相比钟点工、月嫂，保姆无论是年初还是年终，一年到头都十分“紧俏”，要找个称心的保姆，无论什么时候都难。

　　一年换一个保姆是正常情况

　　在上海宝山区的一家保姆介绍所，记者遇到了陈金娣奶奶，她已是来找第五个保姆了。在陈奶奶老伴卧床不起的四年多时间里，保姆走马灯般换了四个。据保姆介绍所的王阿姨介绍，“像陈奶奶家这样，一年换一个保姆是正常情况。”

　　陈奶奶透露，她家第一个保姆只做了三个月。来了之后才知道她是和老公吵架了赌气出来自力更生的，老家有两个正在读中学的孩子需要照顾。“她哪里是要来做保姆，分明是想找个不用花钱吃饭睡觉的地方。”陈奶奶说。

　　陈奶奶叹气道：“吸取了教训，第二位保姆是亲戚介绍的，做了两年，做事麻利，活也干得清爽。后来，她小孩出道了，觉得她的工作上不了台面，就不让她做了。第三个和第四个都只做了半年，不做的理由还都一样。说是家里有个叔叔没有子女照顾，要去帮忙照顾。其实，哪是什么叔叔需要照顾呀。肯定是有更好的出路呗。”

　　保姆工资低　流动性大

　　作为业内人士，上海巾帼园总经理周珏民向记者分析找保姆难的问题，“上海做家政这行的人越来越少。过去城市中有很多下岗职工再就业会选择家政行业，现在已没有下岗了，而且曾经下岗的那批人现在大多都已到了退休年龄。目前，上海有很多保障性政策可以安置富余劳动力，公益性岗位也很多，很多人对家政有偏见，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

　　据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估计，上海市家政从业机构约4000多家，从业人员约50万人，95％以上是外省市来沪女性务工人员，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90％以上的人仅具有文盲、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80％以上的人未接受过家政服务方面的技能培训。

　　尽管没有学历门槛，愿意从事保姆的外来务工女性群体还在逐渐“缩水”，“过去外来务工人员到上海来做家政存在一个工资差，如今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很高，城乡差距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家政公司扮演中介的角色主要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家政公司受到自身能力和法制的限制，很少有家政人员只认准一家。”周珏民分析道。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样做家政这行，与月嫂4500元的起点价和钟点工的3000元相比，住家保姆的工资行情徘徊在2000元，照顾的又是丧失生活能力的老人，活累且不讨好。与雇主24小时同处一屋檐下，难免会起点小摩擦。”周珏民透露。

　　行业缺乏统一管理　市场秩序混乱

　　记者从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获得一份《推动上海市家庭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发展报告》，其中详细地指出了目前上海市家庭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上海市从事家政服务的从业机构，有市区工商局审核批准的，有市劳动局经营许可的，有市区劳动局审批非正规就业的，有市区民政局审批的民办非企业的组织。上述政府机构只负责注册登记，缺乏相应的业务管理，从部门职能来看，难以由其中一个部门全面承担起对全市家政市场进行规范和管理的职能。

　　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法违规经营的“黑中介”组织，这些中介人员少、缺乏正规培训、技能差，流失率高，违法成本低，非法中介机构组织的无序发展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声誉及诚信度。不正当的竞争、低质的服务既损害了服务对象的权益，又缺失了对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

　　“中介制”不适应行业发展需要

　　报告指出，上海市90％以上的家政公司仍然以中介制的模式运行。这些家政公司不能收取管理费而只能通过收取中介费维持日常经营，但是要承担员工制企业对从业人员的日常管理、业务培训、违约保障等方面的责任，以及与客户发生纠纷时，进行补偿和赔付的责任，其权利义务不相匹配。

　　从业人员与公司间的关系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当家政公司、客户或者从业人员之间发生纠纷，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从事家庭服务业的外省市农村从业人员被排除在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之外，无法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上述因素都制约着企业的长远发展以及人力资源的积累和培养。

　　家政服务机构生存压力大

　　根据政策规定，采用“中介制”模式，家政服务机构只能收取有限的中介费用。为了增加收入维持正常运转，一些从业机构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间接收取一次性的服务费用。平均来看，每成功介绍一名从业人员上岗，家政服务机构的收入也仅仅只有500元左右，特别是对于采用“员工制”模式的经营者来说，与其要承担的支出和责任相比，相差甚远，这也是上海市“员工制”家政服务机构难以生存立足的最主要原因。

　　同时，与有限的收入相比，其承担的费用支出相对较高，其中包括人员的招聘管理费用、税收以及社会保险费。

　　同时，家政公司需承担法律风险。在“员工制”模式下，从业人员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人身意外伤害、财产损失，对客户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以及从业人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纠纷，家政服务机构要承担相应的赔偿和给付的法律责任。即便在“中介制”模式下，企业为了维护声誉，促使纠纷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也要支付动辄上万元乃至几十万元的赔偿。

　　从业人员素质差异较大

　　目前，上海市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中外省市女性处于绝大多数，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社会交往能力弱，就业的盲目性、随意性和流动性极大。对现代家庭服务所涉及的设备、事务缺乏必要的认知和技能，难以提供高附加值、专业化的家庭服务。行业内“培训的不上岗、上岗的不培训”现象较为普遍。

　　从培训供给的角度来看，与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的脱节。一些院校开设的家政服务专业提供的是本科学历教育，培养出的是实践经验相对欠缺的管理者，而不是市场需求的具体操作者，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和人才浪费。一些培训机构培训教材和培训内容陈旧，更新速度慢，无法满足现代家庭服务的复合型需要；如果培训机构自行开发新的课程和培训岗位，难以获得国家人保部相关的职业资格认定。拥有职业技能和从业经验的人，因为不具有教师资格证而无法成为培训机构的教师，师资队伍的匮乏制约了培训数量的增加和培训效果的提升。

　　从家政公司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自身没有培训资质，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在培训师资和培训场地上；另一方面，与从业人员之间的劳动关系松散，不能有效确保从业人员在公司的资助下完成培训后，不会流失，缺乏鼓励其接受培训的动力。

　　从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看，接受培训与劳动就业之间缺乏联动，在培训上的时间投入和学费投入与增加劳动收入相关性不大，从业人员自觉主动接受培训的积极性不高。

　　对于许多家庭而言，保姆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何让这个行业进入健康发展的渠道，对相关管理部门、从业者都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