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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家庭期刊集团、广东家庭文化研究会和中国社会学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华人社会和谐家庭论坛暨第九届全国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于7月9日-10日在广州举行。来自全球的60多位专家学者从全球化视野对婚姻家庭领域问题展开热烈探讨，多项研究成果引起深层互动。

　　问题透视：独生子女与“一代新人”别无两样

　　研究结果表明，已婚青年的独生子女身份与其夫妻权利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如果已婚青年的夫妻权利与青年的独生子女身份并无关系，那么，涉及已婚青年在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的许多矛盾与冲突现象及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到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的身上。这些现象和问题或许更多的是包含第一代独生子女在内的“改革开放一代人”的整体现象和整体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区分‘独生子女一代’与‘改革开放一代’。因为众多被认为是属于独生子女的特点、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改革开放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的特征、现象和问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风笑天

　　择偶忠告：同质性强的异性更宜做伴侣

　　我们的研究摈弃以往国内外相关研究已反复验证的对离婚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婚姻质量论、代际传递论，更关注异质假说和婚姻互动论并对原有的解释变量加以改进、充实，同时将离婚成本、家庭压力、文化规范和婚姻替代理论的相关指标加以改进后作为控制变量，以上海、兰州城乡四区域的概率抽样调查资料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来检视离婚风险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离婚率在上升，但中国婚姻仍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最近一年来有与伴侣分手念头的比重很低，绝大多数人认同终身婚姻观，并认为夫妻离异的可能性很小。

　　本研究采用双方在观念、性格、旨趣、生活习惯、消费意向／习惯、子女教育和处理亲属关系等方面的同质性作为检验离婚风险异质假说的自变量，结果表明该指标比夫妻年龄、教育、宗教等人口特征变量更具解释力。同时也提醒年轻人在择偶时更慎重、理智，选择相互了解、协调适应同质性较强的异性作伴侣。

　　——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　徐安琪

　　两岸三地：妇女家庭地位孰高孰低

　　以两岸三地各自指标权重架构计算得分，结果显示，台湾妇女是三个社会中妇女家庭地位最弱势者。不论采用丈夫或是妻子的回答，台湾妇女家庭地位得分约为39分，男性地位分数约为61分，显示台湾家庭明显偏向夫权；上海妇女家庭地位分数约为43分，男性地位分数约为57分，也是偏夫权；三地之中，只有香港妇女的家庭地位最平权，不论是采用丈夫或妻子回答，得分都约为50分。

　　分析台湾妇女家庭地位的得分模式，台湾已婚女性只有在日常开支管理与子女相关决策得分超过50分，是较平权的决策领域。其余如重大经济决策事项、传统惯行与职业决策等都偏向夫权，其中又以职业决策得分最低，女性不仅对配偶职业影响力偏低，能够做到职业自主的人也有限（约为32分）。此外，女性在家务分工得分仅28.4分，两性劳务分工极端不均。

　　上海部分，已婚女性握有日常开支管理实权，传统惯行与子女相关决策则以平权或略朝女权倾斜为特色。此外，上海男性虽以参与家务闻名，不过，女性家务分工得分38.8分，显示上海女性操持家务还是多于男性。

　　香港部分，日常开支管理与子女相关事务普遍由女性当家，至于重大家庭经济决策、传统惯行与职业相关事务，则以平权为特色。

　　——台湾联合报民调中心主任、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简文吟；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兼任教授　伊庆春

　　传统妇女：前半生治于人，后半生治人

　　至少在中国部分的父系继嗣家庭中，当夫权遇到父权时，性别与代际权利出现多重性、易变性和内争性，从而造成夫权时强时弱，时有时无，既同父权遥相呼应，又与其发生冲突。因此，妇女在男权制度下的生活经历也非一成不变，往往是前半生治于人，而后半生治人。由此看来，笑冬笔下描绘的“最后一代传统婆婆”既是在与儿媳争夺养老资源，也是对失去昔日婆婆所享有的父权所给予的种种权利和利益保障的无奈。中国妇女在父系家庭中的地位也只有放置于纵（父权）横（夫权）两个轴心当中，通观她们的全部生活历史才能完全展示出来。

　　——美国明尼苏达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教授　左际平

　　趋而不同：国人依然坚守着家庭的阵地

　　我们的调查在某些方面印证了现代化理论，例如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家庭结构的核心家庭化、夫妻关系的平等化等。但是，调查更重要的发现是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挑战，也就是中国家庭关系的特异性及其与现代化理论的背离。

　　这一发现的主要意义在于，中国城市家庭虽然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并没有显现向西方个人主义社会演变的趋势。个人是西方社会中人的终极价值和基本计量单位，而我们的调查所显示的家庭与他们是如此不同，它虽然经历了现代化的过程，也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家庭趋同，如夫妻关系的平等、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化，但是还是保留了许多的不同，而且并没有趋同的态势。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家庭（而非个人）仍然是我们的终极价值和社会的基本计量单位，亲子之间、亲属之间的精神和经济关系与西方家庭的区别不仅是量上的，而且是质上的。

　　如果说在一个西方人的人生中，家庭不是没有价值，但只是众多价值之一的话，那么在中国人心目中，家庭即使不是唯一的价值，也是一个其重要性无与伦比的价值。即使我们的社会已经完全彻底地现代化了，中国的家庭关系还会保留它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就是本项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也是本项研究对家庭现代化理论提出的一个挑战。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银河

　　司法检讨：非举债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需保护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是由婚姻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组成的，并从目的推定制逐渐发展为合意推定制、利益分享推定制。现行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从保护交易安全出发，注重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非举债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受到了损害。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针对此问题，对司法解释（二）的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作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仍需有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

　　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应当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离婚时，夫妻一方主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由双方共同偿还的，举债一方应证明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举债一方不能提出证明的，由债权人负举证责任。双方均不能提出证明或证据不被采信的，由举债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吟兰

　　现实与想象：中西跨文化婚姻的推拉力

　　跨文化婚姻在当今中国大陆已经蔚然成风。他们为什么要嫁／娶老外？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选择跨文化结婚？本文结合移民推拉理论，分析了中国配偶嫁娶西方人的动因，发现了中西跨文化婚姻的四重推拉力，并归纳得出一个有趣的跨文化婚姻推拉力形态模式：即中国妻子所受到的西方丈夫带来的拉力，恰恰是基于西方丈夫所受到的推力作用源，而西方丈夫所受到中国女性带来的拉力，恰恰又基于中国女性所受到的推力作用源。一推一拉，这个看似合理的推力模式，其实却隐含着矛盾的根基——即：彼此所想追求的终极理想化状态却是彼此所不愿意接受的。而在中夫西妻的组合中，却没有发现像中妻西夫组合一样明显的文化层面的拉力，但是彼此却有一定的推力。

　　婚姻推拉力的成分均包含着客观实际和想象力两种因素。也即是说，中西跨文化婚姻推拉力之构成是基于现实与想象力合作的结果。

　　——爱尔兰国立大学科克学院博士候选人　秦博；爱尔兰国立大学科克学院讲师、博士　熊欢

　　顺应和调整：再婚夫妻从不吻合逐步回归吻合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个无法避免的伴随现象是离婚率的攀升，这样必然导致再婚家庭的剧增。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再婚家庭的稳定与和谐直接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家庭是一个系统，各个家庭角色是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再婚家庭经历了上述生活历程之后，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期望为家庭的和睦和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有必要指出的是，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是一个不断走向理性的社会，由此导致再婚的当事人在择偶标准、家庭价值观、家庭成员彼此的期望等方面不断地变化和理性化。

　　再婚家庭的夫妻和双方的孩子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彼此的角色期望，用一种平和与理解的心态看待彼此的期望从吻合转变为不吻合，通过相互的顺应和调整从不吻合逐步回归吻合。再婚家庭的这种生活经历是无法避免的，同时又是不断维护与增强和谐关系的过程。

　　——浙江师范大学妇女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　许放明

　　“戏非无益”：家庭闲暇活动带来满足感

　　华人社会的家庭研究一直忽略家庭闲暇活动，我们根据一项随机抽样电话调查数据，探讨香港全职工作人士参与家庭闲暇活动的情况，及其对个人精神健康和家庭功能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受访者参与家庭闲暇活动的情况颇佳，活动性质以日常性、低消费的家居活动为主。相对而言，基层人士的家庭闲暇活动，尤其是家居外及社交性活动，明显较少。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家庭闲暇活动带来的满足感，以及活动对家人沟通的帮助，有助促进个人心理健康和家庭功能。然而，安排家庭闲暇活动带来的压力，则会损害家庭功能。

　　为使不同阶层的人都能从家庭闲暇活动中受益，不会因无力安排足够的家庭闲暇活动而感到压力，我们建议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针对基层家庭在安排消闲活动方面的劣势，在小区增加低消费活动和相关设施，方便市民进行廉宜便捷的家庭闲暇活动。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专业顾问　刘玉琼；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主任　马丽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主任　尹宝珊；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　王家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项目协调　赖乐嫣

　　家庭定位：私人的还是公共的

　　决定家庭定位话语权的主要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另一个是国家。市场与现代性的诉求高度一致，在这种框架中，家庭的传统功能逐渐被社会替代，更多作为精神和情感的一个归宿发挥作用。因此这种家庭定位强调个体主义，保护家庭的私人性，家庭被视为是一种容纳亲情和爱情的私人领域。

　　当下，在家庭定位上出现两难和自相矛盾：一方面常常与家庭联合，将野性的个体收纳其中，以家庭作为个体麻烦的消解地；另一方面又鼓励个体摆脱家庭束缚，为个体的独立成长提供便利。因此，家庭除了传统中的私人角色以外，还承担了一种特殊的中介功能，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稳定剂。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吴小英